它们并不像之前的圆明园兽首一样，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往事，也不像不久前追回的“肉身佛”一样，仅是一些普通的民俗文物。近日，32件来自甘肃礼县的被盗文物（金箔）从法国重回中国，入藏甘肃省博物馆。但是，陇山以西的历代秦公墓葬、宫殿遗址，却依旧没有博物馆、遗址公园、保护区的片瓦庇护。让文物保护者有些不解的是，“盗墓者”的故事仍被当作银幕上一个个当代传奇来演绎。
秦始皇的祖先
近日“法国返还32件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举办”的消息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占据了头条，32件来自甘肃礼县的被盗文物（金箔）从法国重回中国，入藏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一时盛事。这仿佛是中国追讨流失文物之旅的一件重大成果。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批文物流失背后的故事和价值。与此同时，另一则名为《盗墓笔记》的网络季播剧依然吸引了大量观众，或许算得上是对上世纪90年代那段往事的一个反讽。
这32件被盗文物，来自甘肃西汉水流域礼县“大堡子山”墓地，墓地属于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者秦始皇的祖先。根据甘肃省考古所戴春阳的回忆文章《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发掘散记》所称：其地属黄土梁峁，东、西、南为沟壑。虽然上世纪之初，礼县出土过一件铭文上百字的“秦公簋”，流传到北京后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跋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里著名之处，除了贫困便一无所有，没人知道这里静卧着秦始皇的祖先们。
盗墓者一次次铤而走险
然而，真正让“大堡子山”为人所知的，却是1993年《甘肃日报》记者祁波一篇题为《古墓悲歌》的文章。该文首次向公众披露了“大堡子山”遭遇的悲殇。大约从1987年起，以礼县为中心的西汉水地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盗墓活动，当地流传着“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顺口溜，反映了当时盗墓活动的猖獗。
在利益驱动之下，盗墓者冒着生命危险铤而走险，该文描述了盗墓者擅入墓穴后，遭遇洞顶塌方的惨像：“一座足有5间平房那么大的古墓塌陷下去。阴森森的古墓洞口，一位濒临死亡的年轻妇女，大半截身子被掩埋在厚重的黄土层中。周围的几个盗墓者，浑身满脸都是血迹和泥土，有的惊慌失措的哀嚎，有的发出绝望的呼唤，使人目不忍睹。”而“这次被压死的5位农民，本来只是在人家盗掘过的墓葬里掏一些木炭，没想到灭顶之灾却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对文物毫无怜惜之情
据祁波统计，从1987年到1993年之间，仅礼县一地就有22人因盗墓丧命。即便在这样一种生命威胁之下，仍然无法阻止人们对墓葬遗物的欲望。因为缺乏常识，盗墓者的目标只是金属器物等遗存，而对其他文物毫不怜惜。
盗墓者在西汉时期的长道古县遗址附近盗掘出13个“蝌蚪纹彩陶罐”。在与文物贩子的交易中，因价格过低，无法分赃而遂将文物全部砸烂。永坪乡鸦里村6位农民在本村的一座古墓里盗掘出300只陶羊，这对研究秦汉时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然而，盗墓贼见没挖出金银财宝，一气之下将陶羊摔成了碎片。
文物工作者从永坪乡崔城村农民丢下的蒜头壶残片铭文中辨认出，一座距今3200多年的诸侯墓葬壁画和大量陶器，几乎全部被毁，各种图案陶片和砖雕散乱一地，使人触目惊心。
戴春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虽然当地猖獗的盗墓活动已经引起很大影响，“但由于当地政府有关领导未能如实介绍情况，因而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盗掘活动”。
直到祁波的文章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后，主管文物的甘肃省副省长才关注到事态的严重性，并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礼县进行专项检查。戴春阳写道：他“亲眼目睹了发生在礼县大堡子山上我省文物保护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空前的大规模疯狂盗掘古墓的罪恶狂潮以及由此造成的惨痛恶果，整个山坡满目狼藉，遍布密如鱼鳞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盗洞，满山横陈沾满铜锈的马骨。”更让人扼腕的是，“大量在我省来说绝对是空前的青铜重器和金器于1993年9月下旬已被集中盗掘出土”——今年回归甘肃的法国博物馆藏金器就属于这批被盗墓葬遗存。
只因不在“中原”
直到1994年4月，甘肃省考古所组织了第一次抢救性发掘后，通过大量对墓葬规模、葬制级别、随葬品数量以及流失器物铭文的反复考证，考古人员才逐渐意识到“大堡子山”之所以产生并流失了如此众多有价值文物的根本原因——这里就是秦国东进关中，并最终一统六国之前的先王的墓地和宫殿遗址。
相比后来的汉、唐诸帝的陵寝，甚至明清帝王的陵墓，赫赫有名的秦始皇的祖先却要低调许多。这固然因为秦代国祚不久，只延续了二世，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没有留下太多早期的文化线索。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偏见始终困扰着以中国非田野考古出身的古物或文献研究者，使他们无法预先认识到秦国起源地的位置，而将这本应属于中国考古界的盛事，变成了一桩被盗墓者抢镜的憾事。
虽然礼县所在的陇西一带既是“李唐”王朝名义上的郡望，同时在20世纪初便有“秦公簋”流出，也是中国古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史学大家蒙文通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卓有见地根据《秦本纪》等文献指出，秦国的祖先是生活在六盘山-陇山以西的“陇西”地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和周人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向东迁移，在春秋初年以后才迁入了关中平原。
但这片位于关中平原以西一山之隔的土地，又长期被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是所谓的“羌狄”之地。
这些研究者视周、秦等人群“西部起源”的考古证据不顾，仅仅因为秦王的姓氏，就坚持认为秦人来自所谓“东方”。也不考虑，这将意味着在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秦人的祖先将毫无理由地从华北平原展开浩浩荡荡的大迁移，穿过那些由部落和自然天险组成的屏障，放弃许多原本适宜的土地，居住在黄土高原的西面。
平心而论，过往的学者往往有一些难以言喻的“中心主义”，觉得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中原”世界，才应该是所有历史上帝王、豪杰的出处。殊不知，如果以欧亚大陆的版图来看，中国的西部反而更加接近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正是这种不幸的“中原”情节，让学者们屡屡拒绝正视陇西礼县地区已经出现的种种秦人遗踪，拱手将秦王先祖陵墓的首发权，让给了疯狂的盗墓者。
还有多少古墓可以重来？
时过境迁，当年被盗的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部分流失文物终于回到了故乡。当年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曾慧眼识珠，从香港文物市场上抢救回一批流失海外的“大堡子山”先秦文物。然而，还有过去数十件珍品流失海外，至今未归。
而过去发生的那些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为了旅游开发，陇山以东的秦始皇陵，倒是一直在被人惦记，还在一次次抵抗主动发掘的压力。陇山以西的历代秦公墓葬、宫殿遗址，却依旧没有博物馆、遗址公园、保护区的片瓦庇护。让文物保护者有些不解的是，“盗墓者”的故事仍被当作银幕上一个个当代传奇来演绎。
位于陇西的西秦岭、西汉水流域的黄土梁峁上，讲述了一个令“主流”学术难以解释的“边地”起源。但学术界仍在固守传统“中原”的偏执。然而，我们还有多少文物可以任其流落海外，直等他人归还？还有多少刚鼓起来的钱袋，要用来收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文物？还有多少遗址可以让盗墓者惦记，在笔记中抢先？
